“小糖人”:他衰老、迟疑但一脸宁静

但在世界另一头的南非,他却成了影响整整一代人的摇滚偶像,和披头士、滚石乐队相提并论。

瑞典导演马里克·本杰鲁尔把这个故事拍成纪录片《寻找小糖人》,自去年公映后获得赞誉,并把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收入囊中。

影片的成功,将71岁的罗德里格斯推到聚光灯下。面对迟到了四十多年的关注和肯定,他似乎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激动,只是说: “这一年过得不错。 ”

那是去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纽约曼哈顿的空气里残留着几分燥热。离8点还差几分钟,海莱恩舞厅门外有一大群人不死心地排着队,期盼能够买到一张当晚演出的门票。大门6点就开了,有限的门票早就被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人们一抢而空。可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有歌迷聚集在这里,四处询问,希望能找到多余的票子。

他在旁人的搀扶下走到舞台中央的麦克风前,从头到脚一身黑色的装扮。站在700个对他充满敬意的观众面前,罗德里格斯显得有些害羞、迟疑。但一唱起那些自己写的歌,他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一样。

罗德里格斯不是约翰·科恩那样的“老牌明星”,在舞台上唱了一辈子。事实上,几十年里,他在家乡底特律默默无闻,只是衰败的社区里一个少言寡语的工人。直到瑞典导演马里克·本杰鲁尔拍摄的关于他的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去年6月公映,他的知名度才戏剧化地直线飙升。

纪录片叙述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末,罗德里格斯在底特律的小酒吧里唱歌。制作人丹尼斯·科菲回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说:“那天晚上,我们开车来到靠近江边码头的那片有些偏僻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河中弥漫上来的雾气,进门的时候,身后传来货轮的声音。酒吧里也是烟雾缭绕,到处都是啤酒瓶和花生壳,乱糟糟的。然后就听到吉他扫弦的声音,接着是他的歌声。我们穿过迷雾仔细寻找,在远远的角落里看到一个人影,但看不见脸。再走近一些,发现这个人是背对着你的。他就在角落里这么唱着,画面简直可以说是空灵。你完全看不到他的脸,所以这可能迫使人们仔细听他的歌。”

在科菲看来,罗德里格斯就像是一个城市诗人:“他把看到的写成诗,放进音乐里。他对于底特律街头的观察绝对切中现实。当时在写歌方面唯一可以和他媲美的,我想可能只有鲍勃·迪伦。”他的歌代表了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他为劳苦的穷人谋求社会公正。歌曲涉及毒品、爱情、贫穷、战争等问题,透露出美国在那个年代的动荡和迷惘。

科菲参与制作了罗德里格斯的首张专辑《冷事实》,业界一片好评,却在市场上遇冷。史蒂文·罗兰德负责他的第二张专辑,他说:“我制作过很多非常棒的专辑,但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他不仅仅是有才华,他就像是一位智者,一位先知,远远超出一个音乐人的概念。”可是,专辑还是没有大卖。

当年的唱片公司老板克拉伦斯·阿凡特称罗德里格斯为“我们的人”,认为他在自己合作过的艺人里可以排进前五名,但也夸张地称,“他的专辑在美国大概只卖出去了6张”。

后来,罗德里格斯被唱片公司解约,就像他录的最后一首歌开头唱的那样:“我丢了工作,在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从此,他在乐坛销声匿迹。

然而,包括罗德里格斯本人在内的美国人所不知道的是,他的专辑不知怎么被人带到了南非。在那里,他甚至比猫王或者披头士更受欢迎。他的那些充满社会批判性的歌曲给当时反对种族隔离的年轻人以信仰和乐观精神,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音乐记者克雷格·巴索洛缪-斯翠顿说:“他让人们拥有自由的思想,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于许多南非人来讲,他就是我们人生的背景音乐。”在开普敦经营一家唱片店的史蒂文·萨格曼说,“随便走进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家庭,只要有唱片机和一堆流行音乐专辑,你总能在里面找到罗德里格斯的《冷事实》,那是当年最著名的专辑之一。”萨格曼自己的绰号叫“老糖”,因为他的名字(Segerman)和专辑中的一首歌《糖人(Sugarman)》谐音。

在南非,罗德里格斯的专辑销量据说达到了50万张。可人们发现,对他一无所知。音乐人威廉·莫勒说:“虽然我们都买了他的专辑,封面上就是他,有点像坐在阴影里的嬉皮士,但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人。不像其他艺术家,你可以从美国的期刊上读到相关的消息。他是个谜,我们只有专辑封面上的这张照片。”南非人对外界没有人听说过他而感到吃惊,甚至有传言说他已经自杀了。

萨格曼和他的朋友们决定打探罗德里格斯的确切下落。最终,他们在他的一首歌里锁定了“迪尔伯恩”,那是底特律西郊的卫星城。他们在那里找到了罗德里格斯的家。他还活着,邻居们总是能看到这个在工地干活的人拿着把吉他走来走去。

1998年,罗德里格斯应邀前往南非开巡回演唱会,这让他的工友们有些目瞪口呆。当他和女儿们走下飞机时,几辆加长豪华轿车等候在那里。他的小女儿瑞根回忆说:“我只知道豪华轿车是给那些大人物坐的,所以我们都绕着走,心想千万别挡了别人的路。没想到这是给我父亲准备的。”

首场演出来了5000个观众。罗德里格斯走上舞台,人们站起来尖叫、欢呼,10分钟后他才得以开口:“谢谢你们让我活着!”

那场演唱会很难仅仅用成功来形容。“看着拥挤的人群,他们每个音符、每首歌、每句歌词都会唱。”瑞根说,“我想他(罗德里格斯)从一个流浪者,变成了他真正的样子。”

萨格曼则说:“我以为他会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大家都盯着他看,但恰恰相反,我看到的都是安宁。他的脸上都是宁静。就像他终于到达了那个地方,他一生都在寻找的地方。”

罗德里格斯的传奇故事被拍成纪录片《寻找小糖人》,去年在美国上映。影片受到《华氏911》导演迈克尔·摩尔、影星苏珊·萨兰登、影评人罗杰·伊伯特等人的推崇,并斩获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片中,罗德里格斯步履略带蹒跚地走过底特律萧瑟的街头,面对镜头,只有几段简短的采访,让人看不透在命运的沉浮下他有怎样的心理波动,依然显得有些神秘。

这个墨西哥移民的儿子是大家庭中的第6个孩子。他3岁时失去了母亲,在孤儿院生活了一些年,只有在星期天才能看到自己的父亲。但他并不期待生活能变得更加轻松,后来在谈到孤儿院的日子时,他说:“我是幸运儿之一。我有父亲,那里的许多孩子一个亲人也没有。”

16岁那年,罗德里格斯拿起了家中的吉他。当他不用在汽车厂工作时,就抱着吉他写歌。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在酒吧里表演。那时他对成功的定义是“卖出一些专辑,可以在更大的房子里弹吉他唱歌。”

两张专辑接连受挫后,他没有沉溺于音乐生涯的失败,只是“回去工作”了。他放弃了以音乐为生的梦想,但从没有停止弹奏音乐。“我感到我准备好了要面对世界,但这个世界没有准备好接受我。我们都有自己的义务,在生命的旅途中有不同的转折。生活不是一条直线。”他说。

四十多年来,他靠做雇佣工人,给人搬家、盖屋顶、在工地干活为生,抚养了3个女儿。去年接受《60分钟》节目访问,当主持人鲍勃·西蒙问他干体力劳动是否艰难时,他回答说:“体力上是的。但干体力活一点都不丢脸。贫穷并不意味着肮脏,不意味着愚蠢,也不意味着低劣。”

他考出了一个哲学学位,还多次参加公职竞选,但没有成功。“我竞选市议员,竞选市长,竞选州议会议员。我也为我的生活奔走。”他笑着说,“我一直很天真,但你必须做些什么。”导演本杰鲁尔在底特律找到他时,这座城市仍然陷在长期的衰落中。他说,这和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底特律没太多不同。“我写歌时存在的那些问题在当今社会同样紧迫。”

1998年的那次南非之行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罗德里格斯的大女儿伊娃和当时的保镖相爱了,结婚后生活在南非。惟独没有被改变的就是罗德里格斯自己。返回底特律后,他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回到原来的生活中,继续帮人整理草坪,从事体力劳动。

《寻找小糖人》公映后,罗德里格斯又一次被推到聚光灯前,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他,并得以在美国开巡回演唱会,到英国、法国等地演出。还有消息说,他准备制作一张新专辑。对于这份迟到了四十年的关注和肯定,他说:“我只是注定没有那么幸运。我想也许是这样。”

有人说,他以前是“住在底特律城的罗德里格斯”,而现在是“超级巨星罗德里格斯”了。“这是他们的夸张说法。当然,这一年我们过得不错。”还是“罗德里格斯式”的简短回答。

是的,不错的一年,以及终于有了些钱。不过,年过古稀、视力退化得厉害的罗德里格斯依旧住在几十年来他一直住的那幢老房子里,把大多数钱都给了亲戚朋友。“他对钱很大方,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事实上,我觉得把钱送出去对他来说可能更好。这样让他感觉好些。”瑞根说。

“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要买什么的话,我希望他能给自己买副新眼镜。”瑞根回答。